本文作者阿布道的三原千帆文笔流畅，小说情节紧凑，形象的描绘了自古深情留不住，唯有套路得人心的故事，而且冷静理智毒舌的诙谐幽默对话也是一大看点，穿插全文使樱桃树下的房契原本沉重的狗血虐恋梗看起来欢乐轻松。
信件与陌生人
春天悄悄爬上了奥列霍夫镇的屋檐、木窗与车辙，树影斑驳的道路上，马车轱辘碾出的泥泞尚未干透。玛丽亚·亚历山德罗芙娜站在她家的樱桃树下，眯着眼望着新冒出的花蕾。那些白得几近透明的小花，仿佛每年都不厌其烦地提醒她：时间是一位不善于解释的使者，它来去自如，送走人，也不见得带来什么。
她的仆人彼得跑来递上一封信，信纸泛黄，信封却嵌着彼得堡的邮戳。
“夫人，是从彼得堡寄来的。”
玛丽亚戴上老花镜，手指在信封边缘摸了半晌才撕开。她原本以为是某位远亲寄来的问候，或许是祝她六十岁生日快乐。可读着读着，她的脸色变了。
“尊敬的玛丽亚·亚历山德罗芙娜：
我叫亚历山大·弗拉基米尔维奇·伊林，是您已故丈夫弗拉基米尔·帕夫洛维奇的私生子。我的母亲——伊琳娜·谢尔盖耶芙娜，您可能记得，是二十多年前镇上医院的一位护士。如今她病重垂危，临终前告诉了我实情，并交予我一份房契复印件。
按这份文件，我有权继承父亲在奥列霍夫镇的产业，包括您目前所居住的庄园与樱桃园。我将于下周到访，望与您详谈分割事宜。”
玛丽亚握紧信纸，指节泛白。她仿佛听见那棵老樱桃树在风中轻轻哀鸣。
“一个私生子？”她喃喃，“荒谬！这根本是……是造谣，是敲诈！”
可她心底最深处，却响起一丝声音：你知道这是真的。
那年她二十六岁，嫁给弗拉基米尔不过三年。那年，她确实察觉过他的冷淡、他外出的次数增多，还有那个红头发的护士姑娘在镇上的名声。
“彼得，”她抬起头，“你可记得弗拉基米尔先生常去镇医院？”
“是的，夫人。”仆人迟疑了一下，“他常去那儿给马注射疫苗……也送药给人。”
“哼。”她冷笑一声。
接下来的几日，她几乎夜夜失眠。她一边怨恨丈夫的背叛，一边又焦虑那份所谓的“房契”是否属实。她将阁楼、书桌、衣柜全都翻了个遍，却一无所获。
直到那天午后，陌生人真的出现了。
他穿着剪裁合身但略旧的西装，手里拿着一只羊皮公文包。约莫三十岁年纪，脸庞棱角分明，眉眼间竟有几分弗拉基米尔年轻时的影子。
玛丽亚的心颤了一下。
“您是玛丽亚·亚历山德罗芙娜吗？”那人彬彬有礼地说。
“我不接受敲诈。”
“我不是来敲诈的。”他把公文包打开，取出一份经过公证的契约复印件，“这是父亲于1889年与一位律师签署的——他承认我为非婚子，并约定在他去世后我拥有部分继承权。”
玛丽亚没有接文件，只看着他。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亚历山大。”
她盯着他的眼睛，仿佛要从那里面看出一个谎言，可那目光镇定平静，带着一点淡淡的羞怯。
她坐下，用一种命令式的语气说：“你饿了吗？我们这儿晚餐在五点，现在四点半。”
亚历山大似乎松了口气：“谢谢您，夫人。”
一张椅子的位置
晚餐准时在五点上桌。
玛丽亚坐在长餐桌首位的高靠背椅上，那是一把胡桃木老椅，扶手处因年久磨损而泛出温润的光泽。对面的椅子空着，仿佛仍留给亡夫弗拉基米尔；旁边的椅子原本是儿子安德烈的，但他三年前搬去了喀山，如今只逢圣诞节寄一封简短问候的信。
而今天，玛丽亚将那把椅子递给了亚历山大。
仆人彼得将热汤端上来，亚历山大礼貌地道谢，双手合十在胸前，然后才拿起汤匙。他的动作拘谨却不卑微，显得既有教养，也显然不属于仆人阶层。
玛丽亚端着汤，看了他很久。
“你母亲……现在还在彼得堡？”她终于开口。
“是的，”亚历山大低头，“她病得很重。医生说可能撑不过今年冬天。她这些年独自做女裁缝养我，没再嫁人。”
玛丽亚的眉毛轻轻动了一下，仿佛这句话击中了她某个柔软的神经。
“你父亲从未……资助过你们？”她问。
“几次。”他轻声答道，“但都是通过信封里的钞票。我甚至到他死前两年才真正与他见面。”
“你见过他？”玛丽亚放下汤匙。
